又到六月的第四天，虽然我没有亲历29年前的那个盛会，但看着眼前温顺祥和的父辈们，在年青的时候为了自由与民主竟如此英勇，我都会对他们的热血与信仰感到由衷的钦佩，尤其当我反观我辈青年的家国担当之时，更是感到失望和羞愧。
这也更让我对那段历史有更加好奇。
那一年是非常动荡的一年，78年改革开放以来，经济增速降到了最低点，通胀严重，物价飞涨，民工进城，清算私营企业，很重要的是，这一年也是换届之年。与此同时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正在让苏联和东欧政局动荡，冷战即将出现大破局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，我们才可能更能理解这一事件的在这样一个节点发生，也掺杂了很多必然。
我看过很多相关的视频和文献，也听过很多口口相传的“事实”，我更倾向于认为，当时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暴力流血。主要有三：四君子中有三人在国外均表述并无大规模流血事件；我本人向当年亲身参与北京卫戍的军官亲自核实过；维基解密援引的美国情报资料。但事实究竟如何，目前还是不容讨论的禁区，这也正是当年叔叔伯伯们呐喊争取的言论自由。
但从结果上看，这样的一次运动代价是惨重的。
马国川在他的《我与八十年代》中与当时的大师们的对话，让我看到那是另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，思潮涌动。但这个事件直接导致了党内强硬派的抬头，为这个时代画上了句号，思想上的枷锁在即将挣破之时，又加上了一层镣铐，直至今日。
我其实更能感受赵在学生中喊话的那种无力，他说，中国这么大一个国家，问题的解决不是一蹴而就的。他推进的政治改革由此而无疾而终。
邓在苏美两个大国之间斡旋所争取的71年以来，中美蜜月期也戛然而止，台海等一系列问题的恶化，中国在国际上成为众矢之的。
我不由得假想，倘若那天果如我所认为没有发生暴力流血，而美国等对此不仅知情而大肆渲染谎言，那是不是另一个布拉格之春？倘若那天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赵的改革会不会让中国跨过这个坎，慢慢走向民主的自我改良？
可是历史不容假设，虽然这个这场运动带来的结果更多是倒退，但这并不能否定其本身的正当与正义。我钦佩父辈们的英勇，也对历史上每一次的学生运动的保留审慎。
29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要追问那个问题， 如果一个意见是对的，我们为什么要禁止它？如果它是错的，禁止它使得真理失去了一个辨明自身机会，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禁止它？